每年清明节,我和老伴都要做八个菜,倒两杯酒,放在岳父母遗像前,进行祭拜,表达我们对两位老人的哀思,感谢他们晚年在石油会战中为我们抚养孩子的艰辛。
1965年初,我们将60岁的岳母从四川接到身边,帮助抚养两个不到三岁的孩子。那时,老伴在胜利油田医院妇产科上班,我在“四清”工作队参加蹲点,天天起早带晚忙于工作,家里所有的事都由岳母一个人料理。那时粮食主要供应小米和地瓜面,大米很少,油也是定量。岳母总是粗粮细做,精打细算。发现小米里有沙子,她会细心地用水来回漂洗,并说:“小米比沙子轻,用水慢慢漂,小米随水流到另一个盆子里,沙子沉在下面就可倒掉了。”我们下班回家都能品尝到她老人家做的可口的饭菜。
那时家里没有洗衣机,全家人的衣服,全是她用手洗。1968年,她住院开刀,肠子切了一尺多,出院后马上开始做家务。我说:“妈妈,你刚出院,休息两天再做事吧。”她说,“娃儿,你们起早带晚忙工作,我心疼你们,我从小吃过苦,扛得住,不要紧的。”就这样,出院第二天就忙开了家务。我看着她那消瘦的身体,三寸左右的小脚,和善的面孔,亲切的话语,泪水马上流了下来。
在山东胜利油田那十个年头,妈妈吃的是粗粮白菜叶子,穿的是从家里带来的旧衣服,我两个儿子和她睡在一个坑上,尿一把,屎一把,从一两岁带到十一二岁,没让我们操过一点心,烦过一次神。
1975年,岳母又跟随我们到江苏油田参加会战。开始没房子住,我在盐邵河边,向艾菱村借了一间放水泥的库房安家。房子四面通风,外面下大雨,里面下小雨,没有自来水,她用小桶从河边取,放点明矾淀一淀就食用。做饭的煤球都是她自己做的。我把分配的碎煤放在门口,她用小铲子挖些黄泥,做成一个个小煤球。引火的树枝也是她一点一点从小树林拣回来的。我在基层单位负点责任,爱人在山东还没有调过来,家里的事全由她老人家一手张罗。那时邵伯粮油还是计划供应,有时买点肉回来,她把肥的用来熬油炒莱,瘦的用盐码一码,一斤肉要分几次吃,就这样精打细算为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。
1977年,我们住进了二楼两间筒子房,没有厨房和卫生间,做饭在过道里,洗衣打水都要上下楼。她是小脚,行动很不方便,我多次提醒她,打水的事包给我,她不听。我们上班时她就偷偷下来在水管旁边洗衣服。每年冬天都要在冰上滑倒好几次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我两个儿子分别去技校读书和参加工作,岳母对我说“娃儿,我离开四川己快20年,你爸快90岁的人了,你们应该送我回去了!”我为难地点点头。我和爱人认为:让80多岁老人单独回四川肯定不行,护送是必须的,但会战初期很难请假,加上我们两个人的工资低,加在一起一月才100元上下,往返一次要两个人一月工资还不够。这些苦衷对岳母难以言表,只是说,“好,我们来安排”。她一天又一天焦急地等我们安排,我们只是说“请假没批准”。
1983年,岳母84岁,一天夜里因心脑血管堵塞辞世,我们夫妻痛哭一场,反复呼唤“对不起你啊!妈妈!”。不到一个月,四川又传来岳父作古的消息。因为帮助我们带孩子,让岳父母晚年分居了近20个春秋,辞世时又未能相见,这让我们觉得很对不起二老,心里十分愧疚。岳母火化后,爱人将骨灰抱在怀里,专程送往四川老家与岳父合葬。从1983年至今,近40个清明节,我们一次不漏地祭拜岳父岳母,表示我们的歉意,寄托我们的哀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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